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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京华风物_春游云居寺 - [行游天下]

    2007-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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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长莺飞，春光烂漫，正是野游的好时节。在暮春的微风里，在漫天的杨絮中，我和水木考古版的几个朋友一起参观了有“北京的敦煌”之称的京郊名刹——云居寺。
    整个出游的策划工作是由khitan完成的。因为我上周受命出差，不方便上网，所以委托他在版上召集，但也许是因为没有另开新主题的缘故，似乎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个消息。最终参加的只有我、khitan、Anglepig、heiheihehe四人。除了heiheihehe，其他三个人之前都多次见过面。因此这次出游算不上是版聚，大概也算不上是版面组织的活动。

    上午八点半，我、khitan、Anglepig三人在公主坟地铁站先行集合，然后打车前往六里桥。在这里我们和heiheihehe顺利会合，不出所料，heiheihehe果然又是一位玉树临风的帅哥。按照khitan的指点，我们应该坐917路长途公交车前往房山。仔细观察，可以发现来来往往的917路车有着很大的区别。除了车辆的类型不同外，更重要的是路线的区别，除了快车和慢车之外，还有好几种支线……既然有这么多线路，为什么不进行分拆呢？后来大家一致认为，估计是财务结算上的原因，导致了这样的局面。
    周末的上午，等车的人并不太多。我们顺利的上了一趟长途车。从六里桥到房山大概要一个小时。在车上大家抓紧时间相互交流。一问方知，heiheihehe竟然也是过了而立之年的人，和khitan属于一个级别的。

    中午11点时，我们终于来到了房山。这里的“城区”和任何一个北方小镇的没有太大区别，“商业街”上，中巴车、小轿车、三轮摩托、自行车相互挤在一起，路边的烧烤摊上坐着不少人。只有沿街处处可见的“古董摊”显示出这里的不同。毕竟房山是北京地区人类活动历史最久远的一个区域，周口店的猿人世界闻名，西周的燕国都城蓟最早也是建立在这片土地上的。悠久的历史给予了这个地区丰富的考古和文物资源。这里的人似乎也对古董有着不一般的热情。不过我们都不相信在这些街边古董摊上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我们在商业街上来回走了两遍，也没找到一家能够让大家都满意的饭馆。最后只好在老家肉饼店简单地吃过了午餐。然后坐上12路中巴，开始向云居寺进发。

    房山云居寺
    房山云居寺，京郊名胜，现存辽代舍利塔一座，唐代小塔五座，保存有一万多块自隋至辽金的石经版，以及大量明代纸质佛经。
    42张


    在云居寺外的公路口下车，首先看到的是赵朴初老居士题写的寺名石刻。稍走一段，经过一座似乎有些年代的石桥，就看到了朴实而庄严的山门。山门坐西向东，按照我们在网上查找的资料，山门的石拱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云居寺离北京市区的距离比较远，又没有迷人的自然风光，游人稀少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出乎我们的预料，前来参观的游客并不少。就在我们抵达的时候，还有一个四五十人的老年人旅游团前来游览。山门前一左一右两块写着“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和40元一张的门票也在无声地证明着云居寺不同寻常的地位。

    云居寺的地位源自这里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珍藏。善于归纳的导游已经替我们总结出了云居寺的“一、二、三、四、五”，既方便讲解，又方便记忆。“一”是一部令人荡气回肠的千年刻经史，也就是寺院悠久的历史。“二”是两个云居寺不同于其它寺庙的显著特点。“三”是“三绝”——石经、纸经、木板经。“四”是“四宝”——唐辽古塔、佛祖舍利、紫铜大佛和云居古钟。“五”是云居寺的五层院落。

    云居寺的历史是和石经山的刻经史联系在一起的，或者可以说，云居寺正是为了刻经的需要而建立的。在南北朝时期，北魏和北周先后有过两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数十万的僧侣被迫还俗，寺院被拆毁，佛经被焚烧。于是从北齐年间开始，僧人们开始刻制石经，以期在将来新一轮灭佛运动开始的时候，能够将佛经保存下来。房山刻经的历史开始于隋末唐初，静琬法师云游至此时，发现这里盛产汉白玉、艾叶青等上好石料，又有祖辈辈长于雕刻的工匠，为刊刻石经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据说石经山四周群峰如莲瓣般环绕，石经山正是莲花心，独得地势之妙。于是静琬法师在石经山上天然形成的石洞雷音洞里，开始了刻经事业。自隋大业年间刻经至他圆寂的唐贞观十三年（639），静琬法师的刻经事业持续了约三十年。刻经初期，生活条件比较简陋。随着事业的扩大，刻经人数的增加，静琬为满足修行生活的基本需求。由信徒资助，在山上、山下建立佛堂、食堂、僧舍等房屋，形成早期的云居寺。由此算来，云居寺已经存在了1400多年。
    刻经事业发展到唐朝开元、天宝年间，房山刻经事业达到鼎盛时期。但到了唐朝后期却因五代战乱一度衰落到辽代复又兴起。辽圣宗太平七年，恢复了石经的刊刻事业。兴宗皇帝继位后，更是赐普度坛利钱作为刻经的费用。辽应历十五年，出现了千人邑会大修活动。金代刻经始于金天会十年，终于明昌二年。金代的刻经规模不如前期，但是所刻经文内容重要，部分经文还是宋辽以后译出的密宗经典，是大藏经的续补。辽、金两代共刻石经10082块，占房山石经总数量的三分之二。
    元代刻经数量极少，只有五块。但在石经山的刻经史上却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因为这五块石经是由高丽僧人主持刻制的。元至正元年（1341年）高丽僧人慧月大师在游石经山时，看到雷音洞石户残破，经本残缺，便向朝野募化，修好了门户并补刻了五块残缺的石经。
    明朝崇祯年间，在北京的一些南方籍官吏在北京石灯庵刊刻了200块石经，送到石经山珍藏。这批石经藏于雷音洞旁边的宝藏洞。“宝藏”二字还出自董其昌的手笔，是他在此游览时题写的。
    云居寺和石经山的石经共计14278块。石经山上九洞中共藏隋唐石经4196块，云居寺地穴中藏辽、金时期的石经共10082块。1999年9月9日，专门为此举行了石经入藏仪式。系着黄绸花的石经是在1999年9月9日9时9分9秒回藏的最后一块石经，这块石经是唐朝玄奘法师翻释的经文，在辽代时安慧大师将经文刊刻在石板上。石经地宫是在原来石经出土的原址上修建的。地宫内部密闭，恒温恒湿，为了延缓石经的风化，还填充了99%氮气。地宫中辽金石经是按出土时的先后顺序摆放的，分六层二十一列。在地宫里还按照佛教仪轨设置了六个种子文，代表六位菩萨在此守护石经。石经地宫中放着一些用石经拓片为底本印刷的16开本《金刚经》，虽名为自由拿取，但一个大妈却要求我先捐10元的功德钱，少了还不行。完全违背了散布佛经广种福田的本义。不过话说回来，我觉得就算是用10元钱买一本这样的佛经也是很值的。

    除了石经外，云居寺还收藏有大量的纸经。据统计，寺院收藏的纸经超过22000卷，包括明南藏、明北藏、单刻佛经和藏文经卷等。其中的明南北二藏是我国仅有的明版经卷。明南藏约3000卷，是洪武年间在南京刻印的，经文中有“南京聚宝门外徐龙印行”的题记。明北藏是永乐年间在北京刻印的，是内府司礼监的刻本。明北藏的每部经文前都有皇帝撰写的序文，每卷经文的正文前还附有精美的版画。为了区别与明南藏的不同，北藏改变了字体，采用了元代书法家赵孟頫的正楷。

    三绝的另外一绝是木板刻经。云居寺保存的木板刻经是清代《龙藏》经的一部分。《龙藏》是清代由皇家下令刊刻的佛教典籍，刻于清朝雍正十一年（1733）至乾隆三年（1738）。共有718函，1662部，7160卷，79000多块，后来因故撤去一部分剩余了78238块。最早放在故宫的武英殿，因取印不便放在了智化寺，解放后由北京图书馆接管，文化大革命时期放在一个临时搭建的棚子里，由于雨水的浇灌和虫蛀等现象朽坏了一部分，还剩77000余块。全部经板总重量达到400吨，是我国木版经书之最。目前云居寺保存有其中的7000多块。
    纸经和木经各在一个偏殿内展出。在展出木经的房间内，还现场示范木板印刷的工艺，并出售现场印刷的《龙藏》片段，每张20元。因为印刷的只是整个木板的一部分，而不是一部完整的经文，我没有购买。正在印刷的阿姨很有自信地大声对我说：“你要不买，出了门马上就后悔！”我没有再理会，直接出了门。至今尚未后悔。
    因为收藏有如此众多的珍贵经书，所以云居寺被人们称为“北京的敦煌”，现任佛教协会会长一诚法师赞其为“护法寺”，并为之题字“佛法城”，并树碑于寺门之外。

    比起经书，对heiheihehe和khitan吸引力更大的是“四宝”中的唐辽古塔。辽塔位于云居寺东北部，是寺院的标志性建筑。在寺院南部的石经地宫上方原本有一座与之相对应的南塔，可惜在1942年日机轰炸时倒塌了。北塔高30.46米，砖瓦结构，造型独特。上部是九层项轮似钟，中部覆钵似鼓，下部为楼阁式。塔基座下部的每一块佛像砖上都有“诸法因缘生，我说是因缘，因缘尽故灭，我作如是说”的偈语。据说1989年修复北塔的时候，在旁边的太极元年小唐塔附近发掘出辽代佛偈砖共计177块。正好用于修补损坏的塔砖。北塔四周的四座小唐塔是四方形七级塔。西南角小塔建于唐开元十五年（727年）；东南角的小塔建于唐太极元年（712年）；西北角的小唐塔，建于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它是北京市目前最古老的一座唐塔；东北角的小塔建于唐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塔内佛龛雕的是一佛二胁侍，东壁雕刻侍女，西壁雕刻供养人。1997年，这座塔内的佛龛曾经被盗，虽然后来盗案告破，佛龛被追回，但是已经断成两半，留下了永远无法弥合的伤痕。在古塔群的东侧，有三座高僧塔，分别是清康雍乾时期的溟波、圆通、了尘三位住持的灵骨塔。在塔群的下方，还有一处“水系遗址”和一处“北路遗址”。既然是“遗址”，就意味着地表已经没有建筑，只剩下一些土坡和水沟。周围没有介绍，也不知道这些遗址是什么时代的。一向酷爱田埂和土堆的khitan同学见到这两处遗址，立刻两眼放光，兴奋得大叫起来，一边叫一边不断说：“值了！值了！能看到这些东西，今天跑这么远也值了！”他在遗址前徘徊良久都不愿离开，后来是因为时间所迫才不得不一步三回头的离开了他最心爱的土堆。
    heiheihehe则对石刻、砖雕、壁画抱有极高的热情。他在几座塔附近转来转去，反复端详，徘徊了近一个小时还舍不得离开。当一种爱好发展到极致的时候，就会带来某些副作用。从对石刻和砖雕的热爱，必然衍生出对于摄影和拍照的执著。他对每一座塔都进行了长时间、多角度、全方位的摄影，差不多把所有在目前这个相机力所能及的范围里的细节都拍摄了一遍。为了拍摄辽塔上一些稍高部位的砖雕，他竟然爬上了辽塔，像一只壁虎一样附在塔壁上拍摄！为了拍摄唐塔内部的佛龛，他几乎钻到了塔中！后来这种钻入其中的拍摄方法也被另外两人效尤。只有我始终秉持对文物要保护第一利用第二的理念，没有参加到某些人破坏文物的行为中。
    云居寺的塔不止有这些。在石经地宫上方还有一座压经塔。压经塔的全名是续秘藏石经塔，塔高5米多，九层八瓣。碑面塔记阐述了隋沙门静琬刻石经的目的，记述了辽代诸帝支持刻经的史实，以及通理大师进行经碑板面改革的事迹。

    在寺院后方的一进院落中，展出了在天开塔出土的一颗佛骨舍利。石经山雷音洞曾于1981年出土了两颗赤色佛肉舍利。但这两颗舍利目前不在寺内。正在展出的是一颗白色的佛骨舍利，是1990年在房山区岳各庄乡天开村的天开塔地宫出土的。据说人们发现舍利的原因是因为在那段时间天开塔总是在夜晚放光，引发了人们的探索兴趣。现在放置在舍利展厅外的小塔就是从天开塔内的地宫中发现的。在小塔的须弥座上有一方形石函，函上有铬文，主要记述了天开塔及塔内供奉舍利的情况；在塔的正中是一个石函，石函内有铜函，铜函内金银函，金银函里的水晶瓶内供奉着四粒佛骨舍利。目前展出的这一粒佛骨舍利非常小，圆球形，直径只有三四毫米，乳白色，无光泽。如果放在别处的话，可能会被认作是一颗普通的白色滴丸。瞻仰舍利需要先交10元以上的功德钱。虽然我对这种做法比较反感，但是既然来了，当然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可惜我看了很久，也没看出什么名堂。

    至于“四宝”中的两外两样——紫铜大佛和云居大钟，因为我是在回到学校之后才知道有“四宝”这种说法的，所以它们很遗憾地被我们错过了。那尊紫铜大佛包裹在黄色的绸缎中，几乎让人误认为是新铸造的。而云居大钟则完全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倒是云居寺内还有一样东西让我比较感兴趣，这就是嘉庆皇帝的御碑。御碑两面铭刻的分别是嘉庆帝于嘉庆十四年（1808）和十八年（1812）两次游云居寺御笔所提《瞻礼二十韵》和《再游云居寺》。在1942年的轰炸中，后者上面的“雲”字被炮弹片打掉了一块，但是非常凑巧，碑上留下的弹痕刚好是一朵浮云的形状，而且位置就在“雲”字的下半部分。相当于用一块浮云取代了原来的“云”字，非常巧合。

    云居寺内还有历史照片陈列室、刻经历史图片陈列室、文物展览室等许多展室，足够慢慢逛一个下午。参观完唐辽古塔后，我和heiheihehe想慢慢参观，而khitan和anglepig决意要去对面的石经山上看雷音洞。于是我们分头行动。后来我听说，他们气喘吁吁地跑上山后，只停留了十多分钟就往下赶，还搭了老乡的一段顺风拖拉机，才在五点前赶到中巴车站与我们汇合。山上的九个藏经洞中只有雷音洞开放，其中有四根隋代千佛柱，颇值一观。

    我们很幸运地赶上了五点钟的末班中巴车，六点钟就回到了房山。这时的917快车的拥挤程度已经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地步，我歪歪斜斜地被夹在一堆人中间，完全不用扶也不会摔到。就这样熬了近一个小时，终于回到了城内。khitan提议到他们所附近的一家餐馆吃鱼头泡饼。我问他离公交车站有多远，他回答说：“400米”。结果我们至少拖着疲惫的身躯走了2000米，才吃上晚饭。吃饭时大家才想起白天光顾着拍塔，却忘了在云居寺留下一个合影。最后只好在饭馆门口合影一张，让人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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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子初青 发表于12:54:51 | 编辑 | 继续话题 | 转发 | 分享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