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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天动地《窦娥冤》
2006-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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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看演出而言，我似乎有一种幸运。我所看的每个剧种的第一次演出都是优秀的作品。第一次看话剧，看的是《雷雨》；第一次看川剧，看的是《巴山秀才》；第一次看昆曲，看的是《西厢记》。这一次看河北梆子也不例外。尽管从关汉卿创作之一剧目至今，已经有87个剧种，200多个不同版本的《窦娥冤》在舞台上演，但今晚由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排演的新版河北梆子戏《窦娥冤》无疑是对传统名作的一次成功改编，必将能流传后世。
改编的成功，首先体现在剧情的编排上。编剧郭启宏曾说：“对经典名著抱敬畏之心，认真解读原著。不尊重原著、为了否定去颠覆原著的做法我不赞成”。他力图从对关汉卿原著“蕴谓”（文本蕴涵着作者想表达的什麽）进入“当谓”（原作应当指谓什麽，诠释者应为作者说出什麽），直逼“创谓” （可能原作没有，为了激活原作思想、突破性理论创新，要创作性表现什麽）。按照这个思路，作者在保留原作剧情的基础上，对一些细节进行了加工。
在整体叙事结构上，编剧改变了传统戏剧正向顺叙的方式，而采用倒叙的方式。一开场展现给观众的是楚州大旱，窦天章率众祭天的场景，给人强烈的震撼。接下来通过窦娥冤魂托梦的情节过渡，逐渐回到三年前冤案的叙述。最后以窦天章为窦娥昭雪冤情结束全剧。这样的安排摆脱了常套，为剧情增添了玄疑色彩，增加了剧情的吸引力。但在现实与过去之间如何过渡，却是传统戏剧难以解决的问题。今晚的演出应用先进的技术，用亦幻亦真的投影效果和灯光色彩的变换，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透明投影荧幕的使用，在开头和结尾两处大大增强了演出的表现力，值得一提。
在人物的设计上，该剧也有不少新意。在窦娥这个主要人物的形象设计上，编剧没有过多渲染窦娥的“冤”，而是通过对白的设计和情节的安排，浓墨重彩地突出了窦娥的“孝”。窦娥从监狱前往法场，路上与婆婆相遇的一场戏就是极好的体现。窦娥自己即将离开人世，但她想到最多的并不是自己，而是婆婆。她恳求狱卒，要求从背巷而不是从前街去法场，为的就是怕婆婆在前街见到自己而伤心。善良的婆婆觉得自己引狼入室，害了窦娥，一心要见媳妇最后一面。于是二人在背巷里相遇，演出了一场感人至深的离别戏。
对于桃杌这个人物，原作中着墨不多。本剧编剧将其作为一号反面人物详加刻划，突出表现了他自以为是、唯利是图、草菅人命的一面。“杌”是树桩的意思，关汉卿为这个角色起名桃杌，是否是在暗示这个太守不过是个桃木桩子，才疏学浅，水平有限呢？他之所以断出冤案，不仅是因为贪污受贿，还因为刚愎自用和草菅人命。
编剧将张驴儿定位为假冒的色目人，从而在剧中加入了揭露元朝民族不平等的成份。但我以为，这个“假冒”似可不必。如果他真的是色目人，不是更显出元朝民族压迫的现实么？张驴儿的台词和动作都含有幽默的成份，死之前的一句“我靠”更是引来了全场的笑声。也许编剧不想让大家过于悲切，因此安排了这么一个调味的角色。但我觉得这种安排冲淡了全剧凄凉悲惨的气氛，并不合适。改编的成功还体现在作曲上。河北梆子高亢激昂，音色凄厉，曲调变化剧烈，本来就适合于表现强烈的思想感情。作曲者将河北梆子的特点与《窦娥冤》的剧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营造出独特的效果。在表现窦娥的冤情时，浅吟低唱中，音高骤然上升两个八度，音量也增大数倍，宛如平静的海面上突然耸立起一座高山，给人强烈的震撼。窦娥陈述自己的冤情，至于悲愤处，声如裂帛，似火山喷发，出自肺腑，及于天外，回转盘旋，久久不绝。窦娥“悲”的色彩被淡化，而“愤”的色彩被加强。而在窦娥与婆婆交谈的唱段中，曲调则平缓柔和。一个刚烈而孝顺的节妇形象生动地展现在舞台上。
说到唱腔，还不能不提今晚的主角——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的国家一级演员、第二十届梅花奖获得者王洪玲老师。正是她高超的演唱技术，使得作曲者使用的各种技巧在舞台上都能得到完美的还原和发挥。
尽管演出水平很高，但观众的人数却比较少，北大百年讲堂的一层只坐了不到一半的人。下雨可能是造成观众人数较少的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观众对于传统戏剧的不了解和不感兴趣。如此高水平的演出却不为人知，实在是非常可惜。看着窦娥对天哭诉自己的冤屈，我不由得想起了被错判两次死刑两次死缓的无辜农民徐东辰。徐东辰在面对死刑判决时，是否曾经对天地哭诉发誓，我们不得而知。但他的父亲在接受曾子墨采访时老泪纵横的画面，倒是与蔡婆送别窦娥时泪洒街头的一幕极其相似。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数百年，但世界似乎并没有太多改变。这不免让人感到一丝悲凉。
这不能不让我们深思，窦娥的冤情究竟从何而来？仅仅是因为有张驴儿这样的恶霸么？恐怕未见得。流氓恶霸、不法之徒自古有之。无论在什么时代，社会上都会有这样一群人，只是数量的多少有所不同罢了。然而法纪严明的时代和纲纪松弛的时代之区别在于，在前一种时代里，这些不法之徒会受到法律的惩处，社会的公正有保障。而在后一种时代里，不法之徒不仅可以逍遥法外，还可能因为不法行为而获益。窦娥所处的正是一个这样的时代。在人治的社会中，法律是否能够有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法者的水平和动机。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昏庸无能而且偏执的地方官错判了案子，张驴儿这种小混混哪能兴起那么大的风浪？如果地方官能够像包拯、宋慈那样细加推理，秉公执法，那么窦娥婆媳是不会遭逢这样的悲剧的。
但进一步深思，就会发现事情并不这么简单。窦娥的冤情最后得以昭雪，并不能说明现实发生了什么改变。如果窦天章不是他的父亲，他会尽心尽力地查办此案么？从很多细节可以看出，窦天章并不是宋慈或者包拯，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官僚，为了功名甚至将年幼的女儿抛弃。在见到窦娥的鬼魂时，他首先想到的仍然是窦娥的罪行玷污了窦家的清白。从这个角度看，这个角色的设计是蕴涵深意的。他体现出关汉卿对元朝社会现实的悲观态度。那个时代的人，并不知道法治这个概念。但窦天章这个人物的设计，已经体现出他对于传统的“清官”神话的怀疑。换一个角度思考，我们就会发现：清官戏越多的时代，往往是吏治腐败，社会黑暗的时代。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在一个人人都是清官的时代里，是不会有包青天这种艺术形象出现的。之所以今天中国的观众还那么喜欢看清官戏，正是因为我们的政府里贪官太多了。
对于《窦娥冤》，我还有一个疑问。为何窦娥临刑前发下的三个誓愿中没有一个是针对造成冤案的主角——桃杌和张驴儿的，却有一个是针对无辜的楚州百姓的。冤有头债有主，“楚州三年大旱”对于桃杌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却会给楚州百姓造成巨大的灾难。作为一个善良的女子，窦娥为何会发下此等毒咒？在创作这一情节时关汉卿是如何考虑的？至今我也没有找到一个有说服力的答案。随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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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你看的《西厢记》，是北昆滴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