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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俄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正记

    2005-12-19

    Tag：经济 讲座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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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两天旁听了一个国际会议，见到了不少政府高官和经济学家。

    会议的名称是“中俄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由瑞典斯德哥尔摩Global Institute主办，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承办，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莫斯科经济金融中心协办。主办方邀请到了多位重量级嘉宾。其中包括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俄罗斯经济部（据说类似发改委）前副部长Mikhail Dmitriev、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等政府官员，也包括中国、俄国、以及来自世界银行、斯德哥尔摩研究所的多位经济学家。外国人里面比较有来头的有Global Institute所长、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Erik Berglof，世界银行中国和蒙古局局长David Dollar，世行俄罗斯分行前首席经济学家Christof Ruehl（现就职于BP公司）。中国的学者中我听说过的有胡祖六、林毅夫、钱颖一、姚洋、李稻葵、白重恩、钟笑寒、魏杰等人。这么多人物济济一堂，也算是一件盛事。

    研讨会由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主持。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副院长钱颖一，似乎比财政部的副部长还要繁忙。由于还要到另外两个会议和活动“赶场”，他最先发言。他归纳了关于中国改革的三种视角。
    第一种视角认为，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所以成功了；苏东的改革实激进式的，所以失败了。然而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并非没有激进之处，苏东的改革模式也并非完全一样。用财政部楼继伟副部长的话说，中国的改革是“波浪式”的。这种观点与政府的宣传相同，可以鼓舞人心。
    第二种视角与此截然相反，认为中国的改革集中在浅层，并未解决深层次的矛盾，先易后难的改革思路导致改革的成本支付被推后，所以开始显得很成功。但从长远来看，中国的改革未必比苏东成功。长痛不如短痛，苏东虽然经历了一时的阵痛，但换来的是良好的体制基础，在未来将逐渐显出其优势。这种观点低估了中国的成就，忽略了改革的过程与目标的差别，且没有考虑中国与东欧在转型开始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别。这种观点在国内有着广泛的影响，可以促使我们发现问题，激励我们不断深化改革。
    第三种视角强调初始条件和外部环境的不同，强调外生变量对中国和苏东不同转型路径的影响，强调深层次的比较和分析。这种客观的视角正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也应当成为政府决策和学者研究应有的立场。

    接下来中俄的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陆续发言。发言的主要内容如下：
    楼继伟介绍了中国财政收入的现状和问题，以及改革的目标。中国的经济能够快速增长，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财政收入的迅速增长。过去五年中国的财政收入翻了一番，占到了GDP的21%，加上占GDP10%左右的非税收入（社会保障金、建设性收费、使用者收费各三分之一，总共14000亿），政府可以控制32%的GDP。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55%，地方财政收入占总收入的45%。中央支出占29%，地方支出占71%。地方收支的差额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因此中央对地方有很强的控制力。现在中国的财政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1、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不足，城乡差距大；
    2、价格体系仍然存在问题，特别是由国家定价的商品价格。
    3、财政收入过分依赖于工业，税收主要来自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第三产业给政府带来的收入有限，导致政府热衷于招商引资、开办工厂，而对第三产业的发展缺乏热情。这也导致政府对环保不够重视。未来政府希望能够从个人所得税、物业税、社会保障税等方面着手改进。
    谈到中俄改革的对比，他认为华盛顿共识忽视了改革中的转换成本。改革的速度取决于政府的监管能力，要保证每一步改革都能产生正的激励，才能够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俄罗斯经济部前副部长、现任俄罗斯战略研究中心主席Mikhail Dmitriev做了一个长时段的回顾。从沙皇俄国讲起，回顾了俄罗斯二百年间的经济发展历程。谈到苏联解体与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他特别强调了石油价格对改革的影响。

    李剑阁颇有几分愤慨地驳斥了关于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过大的观点。他强调中国人平均的生活水平在改革的20多年里是有提高的。现在学者计算的基尼系数这么大，统计方法上存在的问题是一个重要因素。例如城乡人口的划分不合理，农民工算农村人口，但他们的经济活动主要是在城市进行的；农村人口通常都到城市里购物；中国各地物价水平相差很大……如果把这些因素都消除，中国的基尼系数并没有那么夸张。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Erik Berglof指出了中俄改革的共同点包括：经济增长、贫富差距增大、实行了经济的私有化、经济寡头的出现……

    世界银行中国和蒙古局局长David Dollar总结了中国经济改革的7个特点：私有化、对外资和民间资本开放、从财政收支和GDP比重上看属于小政府、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大规模的投资、（这一项没记下来）、金融机构开放缓慢、公共保证不健全。前五点符合华盛顿共识，后两点是存在的问题。

    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指出，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抓经济是因为他们直接控制着经济运行，这是他们的本职工作。今天政府不应该再“抓经济”“跑项目”，而应该努力创造良好的投资和生活环境，提供一流的公共服务。成都和杭州就哪里是最适合生活的城市展开的争论，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表现出地方政府关注焦点的转变。他还特别强调国民素质对改革效果的影响，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虽好，却不容易被百姓接受。应该找到一种快捷有效的方法来迅速提高国民素质，否则改革无法顺利推进。

    世行俄罗斯分行前首席经济学家Christof Ruehl指出，世界油价飙升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石油的剩余生产能力的减少。

    最后，东道主之一的林毅夫发言。他认为，中国的双轨制改革在推行之初不被主流经济学家看好，但事实证明这是一种正确的改革路径。主流经济学家为国企改革给出了各种药方，但都没有取得成功。这证明了新古典经济学存在缺陷。在他看来，这个缺陷就是新古典经济学有一个暗含的假设：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企业从事的行业是具有比较优势的，只要经营得当，就可以生存下去。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并不满足这一假设。斯大林经济模式就是要通过国家的干预，在农业国家发展工业，推动产业转型。因此国有企业在国际范围内并不具有比较优势。如果没有政府的补贴、以及其它制度扭曲所提供的“帮助”，这些企业是不能自生的。因此，这种扭曲的制度是次优的。休克疗法在短期内消除了这些制度扭曲，却没有改变企业缺乏比较优势的现状。因此企业的经营情况更加恶化。而双轨制的改革模式则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推向市场；对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继续提供保护，因此取得了成功。国家的产业结构取决于生产要素的配置。

    要发展高级的产业，就不能自由贸易、开放市场，而要搞贸易保护，为产业的生长创造条件。要开放市场、贸易自由化，就不能奢望经济转型，就只能按照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做自己有优势的事情。但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始终处在“外围”和“依附”的地位上，经济命脉被跨国公司和经济强国控制，无法实现真正的经济独立。这大概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反对世贸组织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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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子初青 发表于21:20:36 | 编辑 | 继续话题 | 转发 | 分享　0